“苗子？”老人忽然扯开一个似哭似笑的表情，“能活下一半，便是老天爷开恩了。”他指了指天，“看这云气，怕是还有倒春寒。真要冻死一片，税可一个子儿不会少。”
“税很重么？”
老人不答，只是重重叹了口气。旁边田埂上一个正在捡拾石块的中年农人却直起身，哑着嗓子接话：“重？这位娘子，您是从州府来的吧？咱们这儿，税不是重，是要命。”
他蹒跚着走近几步，身上破旧的短褂补丁叠着补丁。“朝廷的皇粮国税，那是天经地义。可咱们泸川县，嘿，”他冷笑一声，嘴角的皱纹深如刀刻，“田产税、人口税、猎户税、务工税……名目多到数不清。你家有口井，要收‘汲水税’；你家院里有棵老树，要收‘荫庇税’。前年西头老王家的狗咬死了税吏家一只鸡，硬是罚了个‘畜生滋事税’，把过年留着的一小块腊肉都赔上了。”
张胜的拳头在身侧慢慢握紧，骨节泛出青白色。
李淑云从随身的小布袋里摸出两块用油纸包着的干粮，递给那两个拉绳的孩子。孩子不敢接，抬头看老人。老人嘴唇哆嗦了几下，终是点了点头。孩子这才接过，却不立刻吃，小心地揣进怀里。
“怎么不吃？”李淑云轻声问。
大的那个孩子小声说：“留给娘和妹妹。”
李淑云忽然觉得喉头发紧。她转过头，看见张胜正仰着脸，下颌线绷得死紧，眼睛死死盯着灰蒙蒙的天空，仿佛要将那片灰幕撕开一个口子。
他们沿着田埂继续走。越往深处，景象越是凄凉。一处坍塌了半边的土坯房前，一个妇人正坐在门槛上纺线，纺车吱呀呀地转，线却细得可怜。见人来，她慌忙起身想要躲，李淑云温言喊住了她。
“大嫂，我们就问问路。”
妇人这才站定，手指局促地绞着破旧的衣角。李淑云打量她：三十出头的年纪，头发却已花白了大半，眼窝深陷，颧骨高耸。
“家里……就你一个？”
妇人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最终低声道：“当家的去城里做短工了，三个孩子……卖了一个。”她说这话时声音平板，没有起伏，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，“丫头，十岁，卖给东街陈大户家当使唤丫头了。换了三斗糙米，熬过了去年冬天。”
张胜猛地转过身，大步朝前走去，脚步重得像是要将地踩裂。
李淑云从钱袋里取出几枚铜钱，轻轻放在妇人身旁的破木凳上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去追张胜。走出很远，她回头望去，那妇人仍站在原地，手里攥着那几枚钱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忽然被施了咒的泥塑。
回城的路上，两人都沉默着。城门在望时，张胜忽然开口，声音沙哑：
“街上的铺子空着，我原以为是生意不好。现在才明白，是根本没人有闲钱去买粮食以外的东西。”
李淑云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她心里翻腾着无数念头，像沸水里的米粒：可不可以将自己一直藏起来的新奇法子一点点教与这里的人？可不可以将织布的技艺传给他们，增加些收入？……可是这些念头刚冒出来，就被更沉重的现实压了下去。在这样一个层层盘剥、税网如织的地方，任何一点额外的收入，恐怕都会被衙门立刻盯上，变成新的税源。
他们回到客栈时，已是晌午。派出去打听消息的三人已经回来了，正聚在张胜的房间里低声说话。见他们进来，三人立刻起身。
“如何？”张胜径直走到桌边，抓起茶壶，倒了碗凉茶喝了几大口。
老赵年岁最长，做事最稳，他先开口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：“少爷，打听到了。这泸川县的税，简直是一张天罗地网。”他顿了顿，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，上面用炭条歪歪扭扭记着些字，“雇工的主家，雇人前必须去县衙报备，按人头和天数交‘雇佣税’。这税按日算，雇一个长工，一年光这税就得交上一两多银子。”
砚书接口，他是个急性子，语速很快：“这还不算。被雇的人也得自己去衙门交‘务工税’。说是‘务工’，其实只要你不在自家地里干活，哪怕去隔壁村帮一天忙、打一天柴，都得交。按次收，一次五个铜板。”
“五个铜板？”李淑云蹙眉，“农人打一天短工，也不过挣十来个铜板。”
“正是！”砚书一拍大腿，“这还只是明面上的。衙役下来收税，你得给‘跑腿钱’；税吏核账，你得给‘核查钱’。层层扒皮，最后落到手里的，能剩三成便是烧高香了。”
张胜坐了下来，手放在桌面上，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，一下，又一下，越来越重。
老赵继续道：“最可恨的是县衙里那帮衙役。领头的叫刘横，原是本地一个泼皮，因下手狠、会来事，被吴师爷看中，提拔做了班头。他手下那二十几号人，个个都是好打手，腰间别着铁尺锁链，在街上横着走。但凡有谁对税目稍有质疑，或是一时凑不出钱，轻则一顿辱骂推搡，重则当街拳脚相加，押回衙门先打二十大板，再扔进牢里‘醒醒脑子’。”
砚书压低声音：“我今早亲眼看见西市一个卖菜的老人家，因少交了三个铜板的‘摊占地税’，被两个衙役踢翻了菜筐，青瓜白菜滚了一地，全踩烂了。老人家跪在地上捡，又被踹了一脚，半天爬不起来。周围没人敢上前，都躲得远远的。”
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。只有张胜手指敲击桌面的声音，笃，笃，笃，像心跳，又像计时沙漏里即将流尽的沙子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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